一个马来西亚

一个马来西亚

            政客近来喜欢挂在口里的《一个马来西亚》，是不是那么一回事，你知我知。没有兴趣讨论政客的随波逐流，见风转舵。就拿英语教数理的政策当例子，要实行时，一觉醒来不必经过仔细讨论，上面说一声，马上通过。所有成员一致给予支持；教育官员更是不遗余力大力推动，无须多加分析和研究。换了新人上任，说停就停，吃那碗饭的人马上挂上另一幅面孔，数说英语教数理的不是，以前所说的种种，现在变成自打嘴巴。妈妈在手术室时，我在家属等候室碰上一个退休的友族校长，别以为只有华裔反对开倒车，友族也一样。我们针对这课题谈了很久，绝望地问他可不可能用群众的力量改变已做的决定？他说很难，除非换另一个人上阵，新人新作风，那还有点希望。象我们这种中层阶级的人民，几个人有能力送孩子出国？英语教数理让我们看到一丝曙光，现在希望破灭了。虽然来自不同种族，所讨论的敏感课题却达共识，见解不因种族而异，所处的环境造就了相同的心声！我们穷，肚子饿了只能吃地瓜，上面的奇怪地问，“肚子饿了为什么不吃鸡丝粥？”不同的处境，要他们谅解，难！

 

            妈妈第一次入院时，病房里挤满人，一个厢格可以住上六个人。第一天陪伴妈妈一个早上后，我饿得发软。走出病房找东西吃，医院的商店、餐馆都关门，我使不出力气，打电话叫外子来载我出外用餐。病房很远，没力气走回去通知妈妈。本以为只出去一阵，想到孩子们的晚餐，忍不住回家煮饭烧菜。心里知道妈妈一定会着急，却无法通知她。手忙脚乱地把家里打点好，累得睡过去，赶回医院时已是黄昏。那有人出外用餐用上六、七个小时？一到医院连电梯也不搭，飞奔上楼。还没步入病房，坐在外面乘凉的友族妇女一看到我就说，“你妈急得很，一直在等你。”老实说我连她是谁都不清楚，她却知道我是我妈的女儿，可见得我不在的时候，妈妈一定被吓得大闹病房。一踏入病房，一路走去，每个人都问，“回来啦？你妈急死了。”妈妈看到我，松了一口气。在她心目中我依然是小女孩，会被坏人拐带。妈妈说她焦急地走出病房等，病友们和她们的家属轮流陪伴她、开解她。附近的病友要出院了还不放心地交代其他人要照顾妈妈直到我回来为止。那一群人非我族类，她们认识妈妈还不到一天。

 

            隔天，很多人出院，那厢格只剩妈妈一个人。把文件带到医院，把病床的餐桌当办公桌，不停地工作。偶尔抬头对路过的人微笑，实在没时间与人打交道。善解人意的她们不但没认为我摆架子，反而在我工作累了伏在桌上睡觉醒来时给我一个友善的微笑。妈妈那厢格很清静，所以那一天我的工作完成了大部分，接下来开始到隔离病房打招呼，帮忙牵老婆婆们上厕所。那个病房的人都是有视觉障碍，行动不太方便。我们是唯一的华裔，其他都是马来人，有钱的华人都住进私人医院去了。护士对我们也很好，没有种族歧视。工作了将近十六小时没休息的医生，还是敬业乐业。不停到来检查妈妈的医生团人数之多是私人医院所没有的壮观，这些专科医生有些已是教授，专业的精神让你忘了皮肤颜色的差异。

 

            第三天妈妈临近的病床来了一位多病的婆婆，身边跟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孙女ELA。这老婆婆除了有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过高，一个星期还要洗上三次肾。ELA为了方便照顾她祖母，把工辞掉。这年轻的女孩一点也不怕脏，帮祖母冲凉、喂她吃饭，帮她剪指甲。最难得的是永远笑脸盈盈，哄祖母吃药用餐。这个祖母只是她的继祖母，她依然日夜不离服侍得那么周到。我回家给孩子们煮饭时，她会帮忙扶妈妈上厕所，替妈妈洗杯。有一次妈妈被叫入诊所很久，她见不到妈妈，急得去检查厕所，到处寻妈妈，怕妈妈在厕所晕倒。这些都不是她告诉我，是旁人转述。有一天那厢格入住了一个华裔婆婆，不但视觉有问题，连行动也不方便，包着成人尿片。她的孩子可能也分不了身，所以多数时候由得她一人在医院。妈妈告诉我ELA帮她换尿片、穿衣服。听了心里很感动，对这女孩多一分怜爱，出外买食物时也不忘给她带上一份。我打趣地说如果早婚的话，绝对生得出她这么大的女儿。她告诉我参加国民营的经验，那是第一次跟华裔交往，感受良深。病房里来了一位印裔婆婆，妈妈、ELA的祖母和她的病床成了一个三角型。ELA对我挤挤眼道，“瞧！这一回真的是一个马来西亚！” 妈妈第一次出院，她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到电梯口，紧紧握着我的手。老实说忘不了这一段忘年之交，有她陪我说说话，在我上工时给予妈妈协助，心存感激。

 

            妈妈对面床有个婆婆，手脚不灵活，要吃药打不开药袋，要求我帮她。过后一到时间吃药，我自动把药打开送到她跟前。妈妈要出院时，我穿着工作服到医院接妈妈。老婆婆拉着我的手说，“你很美，穿裙子更美！”我笑得眯着眼，转述给妈妈听。自己有自知之名，你说我有英气我还能接受，你说美，那是一个完全跟我毫无关系的字眼。后来想了一想，知道她在说什么，她说的美就象ELA在我心中的美，我也认为那女孩很美，那是一种感觉。

 

            隔离病房内住了一个历史老师ROHANI，她曾经割除脑瘤，最近右眼突然看不到，医生不断在寻找根源却还没答案。她每一天会来找我聊聊天，给妈妈打气。她淡定的神情让我多了一分宁静，少了一分鼓噪。妈妈再次入院时，多数病友们已出院，只有她和其她两人依然是医院的长期顾客。一看到我们再入住病房，就捎来ELA的问候。说那女孩念念不忘我。瞧！人与人之间就那么奇怪，有人喜欢你，当然也有人讨厌你。妈妈入院隔天再次动手术，这一次只做局部麻醉，把她吓得半命。陪着她怕她胡思乱想，突然看到刚从手术室推出来的ROHANI老师，一脸落泊，魂不守舍，从我面前经过却一反常态不看我一眼。感觉很不对劲，忙从护士手上接过轮椅，把她推入隔离病房。替她脱掉手术帽，她还是不看我。一滴眼泪慢慢地从眼角渗出，沿着面颊流下来。这样一个人能在我面前掉泪，一定在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她很乐天派，不必孩子们陪，自己坚强地面对每一天。我小心翼翼帮她抹脸，询问检验结果。她一脸苍白地说，“医生竟然取我的眼细胞去化验，之前他们说只要取泪水。”不断地重复同一句话，我心里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之前医生说检验不到眼里有细菌，要拿一些泪水去化验，现在取眼细胞即是怀疑眼癌，那真的不是什么好事。握着她的手，给她说了我的乳癌疑云。化验报告还没出，事情未必如想象中那么糟，要有坚强的意志，要过健康的生活。了解那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没经历过的人还真难以想象。知道她一定放不下孩子，那是每个母亲的自然反应。得到她同意后给她孩子拨电话，此时此刻精神的支柱只有亲情，就是那份亲情支持你继续往下走，再艰难也会咬牙继续走。

 

            妈妈第一次动手术前我的精神压力很大，频率的检验让我意识到妈妈情况没那么乐观。果然医生告诉我他们听到她的心脏有异声，心肌又肿胀。最糟的是医生发现她的肺部被污染，问她有没吸烟，把她气得呱呱叫。她抗议地说哪个时代吸烟的是不正经的女人，问她有没吸烟还得了？那是爸爸留给她的礼物，多年与爸爸一起生活，吸入不少爸爸的二手烟，无辜的她是受害者。待在医院的每一刻让我精神紧绷，动手术前一晚还验出血液的钾偏低，喝上一瓶含钾的液体。负责妈妈的医生队伍有个陈医生，他就象我的救星，妈妈一有状况，他就现身解说。清晨七点可以在病房见到他，晚上十二点还没回家。我一看不到他就浑身不舒服，产生不安全感。曾经偷问过他不必睡觉啊？他失笑地瞪我一眼。妈妈要入手术房时还是出小状况，这陈医生也不顾什么身份，亲自推妈妈去验心脏；值勤的心脏检验机器护士还没到，他急得到处去找。妈妈检验出来后，我小小的脑袋已负荷不了；一看到陈医生，象见到亲人般迎上去，他也快快地说，“没事！没事！可以推入手术室。” 忘形地拉住他的手道谢，不懂他有没赶快去洗手。妈妈动完手术后推入复健观察室，陈医生正从手术室走出来，又是他来给我报佳音。妈妈咳出血，急得找他，多亏他耐心解释，差点要对他磕头下跪。之后妈妈在病房，他三番四次检查妈妈，我跟妈说，“干嘛你不多生一个女儿，否则我一定把妹妹嫁给他，让他照顾你一辈子。”妈妈说能生出一个我已很感恩了，那敢贪心？更妙的是妈妈对面病床的老婆婆眼朦朦，看到我牵着外子的手，问我每天来看妈妈的陈医生不是我先生吗？瞧！那么好的医生，好的程度到了让人产生美丽的误会。

 

            妈妈临出院的前两天，我回到工作岗位，放工后才去探望。对面床入住一个有皇族血统的老婆婆，什么也看不到，照顾她的也是二十岁左右的孙女EMY。年轻的女孩气质很好，谈吐温文尔雅。我很少在病房，跟她的交情只是点头微笑。妈妈转述她每次上厕所，EMY一定赶紧搀扶，怕她跌倒；还抢着拿妈妈的餐具去洗。

 

            妈妈入院的那段日子，我体会到马来西亚的精神。虽说种族间常因文化和宗教有不同的见解，产生小磨擦，基本上大家的容忍性都很强。一个马来西亚不该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发自内心真正去实行。就象当年我们在国外，国庆日那一天，一踏入办公室，大家自动自发站起来大声唱NEGARAKU，搞到那些外国佬好奇地探头张望。没人发号施令，所做的一切皆是出自内心爱国的情怀。不要让《一个马来西亚》只落得剩空荡荡的政治口号。我们这些没有政治背景的小市民不会喊口号，只自然地去做；上面的，你们呢？此时此刻想起刚刚逝世的YASMIN。她未逝世时我连她是谁也不知道。直到那一天外子说，“YASMIN象我妈一样突然昏迷不醒，相信她很难苏醒了。”我茫然地问他，“谁是YASMIN？”“那个你喜欢看她广告的制作人，每一次佳节来临时你不是都很期待她的广告？”那时才知道谁是YASMIN，也重温她所制作的广告。是的，在《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还没被喊得那么响亮时，YASMIN已默默地负着这使命感不断地编写一个又一个感动各民族的马来西亚广告。